眾所周知，中國發行的靠前套郵票是“大龍郵票”。距今大龍郵票發行140周年了，那么如今的大龍郵票收藏價值如何，價錢高不高呢？據悉，因為這套郵票距離現在的時間比較久了，在收藏市場中的評價也是不一樣的，如果想要真正了解這套郵票的收藏價值，還需要按照不同郵票的種類和版本加以區分。

郵票一度是最熱門的收藏品，甚至沒有之一，集郵成為最大眾化的收藏活動，也有數不清的人通過集郵、買賣郵票發家致富。如今郵票雖不再是收藏品市場的專寵，但仍有很多郵票具有相當高的價值。其中，距今天有140年歷史的中國靠前枚郵票——大龍郵票，仍是集郵市場的傳說。

1878年7月24日，靠前批印制好的大龍五分銀郵票從上海運抵天津海關，這一天也成為大龍郵票發行過程中的一個標志之日。作為由中國海關經手發行的靠前套郵票，大龍郵票不僅為集郵愛好者和收藏家所重視，更為海關史和郵政史研究者所關注。

2017年10月，來自上海的郵政史研究者趙岳赴英國查找資料，因偶然的機緣在英國皇家郵政博物館發現了一批重要檔案，涉及1877年中國海關倫敦辦事處與著名英國印制商德納羅公司之間的往來信函等大量史料，特別是德納羅公司1877年6月18日向中國海關提交的42頁專題報告。

大龍郵票是1878年在位于上海的海關造冊處印制，而郵票印制和發行的籌備階段，即1876年至1878年，因為資料散失，留下了不少學術空白和歷史謎團。此次發現的檔案，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這段時期的資料空白，也使得停滯近二十年的大龍郵票學術研究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和進展。

趙岳對這批檔案進行了完整的整理、翻譯和解讀，同時結合《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匯編（1874-1907）》中的線索，將1877年中國海關與英國德納羅的合作進程進行了梳理，復原了金登干、赫德、德璀琳和德納羅公司四方之間對郵票印制一事的推進過程。

學界對于赫德遺集中的“雙龍戲珠”和“龍鳳戲珠”畫稿的真實用途眾說紛紜，而趙岳根據此次發現的檔案，確立了這兩份畫稿作為德納羅郵票設計母稿的本來面目。

另外，德納羅檔案第二頁貼有一張照片，上有“中外通寶”的手繪設計圖稿。趙岳認為這張設計圖稿的發現對于解讀“中外通寶”的身世之謎又提供了一個嶄新視角。

“首先，過去發現‘中外通寶’銀幣照片的最早時間為1878年，而這張照片將時間又前推一年；其次，檔案中所存照片的提供方為麗如銀行，可以確認‘中外通寶’與麗如銀行相關；第三，德納羅公司在為中國海關設計郵票時把‘中外通寶’作為參考，此套錢幣一定與中國海關也有關聯。”

近日，中華書局出版了趙岳譯著的《德納羅密檔：1877年中國海關籌印郵票之秘辛》。書的封面采用了德納羅原件檔案冊的紅色，加之1877年中國海關倫敦辦事處曾請德納羅公司印制帛黎翻譯的法文版《圣諭廣訓》硬制壓花布封面，封面加上了一圈相似的壓凸回字紋。香港裝幀設計師陸智昌還特意將檔案中的重要標識——“海關印記”太極陰陽圖設計在封底。

記者：您當時去倫敦英國皇家博物館，是如何發現這批1877年中國海關籌印郵票的檔案的？這批檔案為什么之前沒有被研究者注意到？

趙岳：大清紅印花加蓋郵票的原票是在英國華德路公司印刷的。我在資料中發現，紅印花郵票在印制的過程中除華德路外，也曾經找過一家叫做德納羅的公司，所以原本我是想去英國尋找紅印花郵票和德納羅公司的關系。德納羅公司目前還存在，但他們不接受采訪，資料室不對外開放。后來我在該公司的建議下，訪問了大英圖書館、英國皇家郵政博物館和雷丁大學圖書館等地，并事先都檢索好可能與中國海關相關的資料清單。

等我在皇家郵政博物館實地調檔時，管理員告訴我還有兩份不在清單上的資料，問我是否需要。結果這其中一份就是“德納羅檔案”。檔案保存在一個紅色的皮面冊中，其中前幾頁有一個手繪的陰陽符號，這立刻就吸引了我，因為清朝的小龍和萬壽郵票都有這個符號的水印。我瀏覽了檔案的內容，發現和中國海關相關，經工作人員許可并**了相關手續，拍攝了全部檔案。

回到賓館后，我解讀了其中幾份檔案，并且請教了香港的朋友，發現這是當年中國海關倫敦辦事處工作人員金登干和德納羅之間的通信。140年以來，幾乎沒有人提到過這份檔案，1978年艾爾蘭的《大龍郵票》一書中也沒有涉及這份檔案。

記者：那英國皇家郵政博物館為何會收藏這樣一份檔案？它原本應該是德納羅公司的內部資料。

趙岳：具體的原因我不知道。根據我的推測，檔案可能是二戰期間流傳出來的。

記者：這份偶然發現的檔案所具有的史料價值有哪些？

趙岳：這份檔案對于中國海關史以及中國郵政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赫德和金登干之間的通信是中國海關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通信涉及眾多內容，郵政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中間提到和德納羅公司的交往，但只有只言片語。此次發現的這份檔案補充了相關內容的具體細節。

記者：赫德叫停和德納羅的合作，關于其中的原因有沒有什么猜測？

趙岳：從1876年底開始，赫德著手籌辦建立現代郵政系統，其實主要是德璀琳在經辦此事。過去也有很多學者研究兩人之間的“勾心斗角”，因為他們畢竟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利益。我個人推測赫德叫停和德納羅的合作大概是因為1877年赫德去法國參加世博會，然后又返回英國度假，國內主要是德璀琳在經辦此事有關。而在倫敦的金登干作為赫德的心腹，把合作過程中詳細情況均一一向赫德作了匯報。

赫德心里非常清楚，英國當時的郵票印制技術出于世界靠前的水平，找德納羅公司印制郵票肯定是會成功的。赫德叫停合作是想讓德璀琳先在國內印制，即使搞砸了，自己還能收拾這個攤子。德納羅公司來自赫德的母國，他沒有什么理由拒絕在那里印制。但如果此事德璀琳做得很漂亮，那功勞便旁落他人。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推測，不過目前也沒有其他更好證據能證明赫德的想法。

記者：赫德在給金登干的信中提到“一定要首先站穩我的腳跟，然后再推進這項業務”是什么意思？

趙岳：我覺得赫德這句話有點冠冕堂皇。因為對他個人而言，***同意他辦郵政，那么這件事應該盡可能辦得漂亮才是上策。但是就是因為德璀琳具體負責，因此赫德不能明示金登干不配合，而是告誡金登干，在和德璀琳的配合過程之中，應該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試辦郵政源自赫德自己的想法，當然是越快越好，這樣可以方便結算，所以我覺得赫德對金登干說這樣的話，只是出于對德璀琳的戒備之心。

記者：您說到的方便結算是什么意思？印制郵票對于建立現代郵政有何意義？因為在郵票出現之前，郵驛事務已經存在很久了。赫德為何如此看重郵票的發行？

趙岳：1865年底，北京和上海的海關已經在經辦內部和外交的郵件。這些郵件那時都不貼郵票，只在郵件上銷戳，具體的費用則記賬定期進行結算。這種結算方式對于郵政業務對公眾開放來講是極不方便的。如果要擴大郵政業務，就必須要使用郵票。印制郵票是中國郵政走向現代化的必要手段。

作為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以我個人對他的理解，在中國推行世界上先進的理念和手段，與其個人的抱負與理想是密切相關的。他很想在中國建功立業，最初設想在中國建立造幣廠和郵票廠。造幣廠一事，赫德在1875年就已開始私下籌劃，也造出了樣幣，即“中外通寶”。

馬嘉理事件后，赫德向***提起過造幣和印制郵票的事情。但用***的話來說，造幣事關重大，“不妨妥細講求”。但郵政一事“無甚流弊”，海關可以試辦。正因為得到了***的許可，赫德才加速了現代郵政的推進。當時官方的郵遞是通過驛站，民間則是通過民信局。但民信局經辦的范圍有限，效率也不高。

記者：此次出版的這份檔案，其中德納羅公司提供的一份詳細報告是不是最有價值的？

趙岳：這份報告是非常詳細，一共有42頁。在報告的最前面加了“機密”二字，因為這是一份技術文件，其中詳細介紹了德納羅公司對于印刷技術的理解以及其中的一些竅門。還沒有確定合作，德納羅為何要向中國海關講述得這么詳細，我個人有個判斷，這絕對不是僅僅因為郵票的業務。因為德納羅看中了中國海關存在的大量印刷業務需求，比如說印花、技術文件等。

這份報告應該對世界印刷史的研究有一定借鑒意義的，因為這么早期的技術文件是非常少見的。印刷史研究者如果能關注到這份文件，可能會有更多新的發現。